面对西方文化，中国文明在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

面对西方文化，中国文明在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

面对西方文化，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候的明朝，尽管面临政治危机，但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

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二十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

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文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时期，汉学畸形繁荣，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而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

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个时期的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的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和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

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还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地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

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出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