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小慧，女，1957年出生于天津，著名旅德华人跨界艺术家，同济大学教授。1986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1987年获得德国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赴德进修；1989年在慕尼黑大学建筑学系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旅德至今，她先后出版了《龙的故乡》、《中国建筑与园林》、《女人》、《七位中国女性》等50多部个人摄影集和书籍，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在中国出版的自传《我的视觉日记》，现生活在慕尼黑和上海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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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者按
活跃在欧洲和中国的著名旅德艺术家王小慧的自传《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因其小说般的传奇经历和优美文笔，再配上她的摄影作品，自面市起即好评如潮,受到几千家国内外媒体的关注，长期在畅销书榜名列前茅,并获”上海优秀图书奖”“冰心奖””全国女性文学奖”等奖项。本书因富有哲理的人生思考成为青年励志的范本，王小慧的成功以及她选择的生活方式更成为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她也因此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本书二十年来出版七种版本(包括台湾版与德文版)，再版近50次，是近年来罕见的生命力强大的传记文学作品。近日王小慧艺术馆新馆将在上海长宁区开馆，籍此机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出版20周年纪念版，将于今年12月份推出。恭祝王小慧艺术馆公众号或者王小慧视频号都可以看到开馆和出版信息，谢谢。
没有鲜花，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仪式，没有宾客和喜宴，也没有朋友的祝愿，因为并没有人知道，也不能让人知道。只有一张印刷粗糙而俗气的结婚证书，大红的底色上印着金色的双喜，里面有我和俞霖的照片。
那是两张年轻而稚气的脸，看上去像兄妹，笑得甜美。这是我对一生中唯一“大喜日子”的所有记忆，其他便是那似乎永远整理不完的行装，因为要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那是1986年的9月29日，去德国留学的前夜。
在八十年代初，出国的机会比现在要少许多，尤其是取得公费奖学金，更是难上加难。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建筑学系的两个班级，各抽出一名学生去进修德语，准备一年后选拔出一名学生派往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当时我和另外一个班的名叫俞霖的学生被选出，这样我和他便偶然地碰到一起。
俞霖遗像
俞霖是被当时的系主任称为“不可多遇的”、“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后来学院的院长也说过“像他这样的人才，七、八年才会出一个”。他的设计作业和画作总是挂在系走廊的陈列橱窗里当作范例供人参观，自然他的名字在同学中也颇有几分名气。我印象中的他个子瘦瘦高高的，有一张孩子气的脸，总是笑眯眯的，举手投足之间不时透出一股灵气，好像话并不多。
同学们戏称我们是一对“金童玉女”——王小慧和俞霖。
遇到学习中有难题的时候，许多同学愿意去找他，据说他和善谦虚、乐于助人。有些设计图经他一改分数就会高出许多。我没有去找过他，但每次去他的教室时，总会看到有同学站在他桌旁请他帮忙，我感到他一点也不像有些高材生那样自私和保守。
当我得知被选派专职学德语时，一高兴把全部课本都送给了同学，一心只想学好德语去留学。而他仍然坐在他教室里的老位子上继续做“老班级”的功课。这让我有些惭愧而且后悔，因为我太轻率而没考虑到万一有什么意外不能去进修的话，我会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
直到开始去学习德语时，我们才正式认识。学习了几个月后，不知怎么，那个留学名额分给了外语系的学生。
由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七七级”学生，和后面的“七八级”相差只有半年，而德语学习整整耽误了一年时间，我们很想抓紧补习以便跟上“七八级”课程以及研究生考试，因此像散兵游勇一样，同时在两个年级听课、补习，进进出出几乎形影不离。
王小慧在俞霖1984年设计并获奖的徐家汇人行天桥上。
那时比较熟悉的老班级同学喜欢和我们开些善意的玩笑，说我们是一对“金童玉女”，我们自己却傻傻乎乎的，为完成一个个考试而疲于奔命。那年没有去成维也纳，反而成全了我和俞霖的缘分。我们在一起学习那么愉快，那么开心。因为太忙，没有很多时间和闲情逸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更像两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为了赶上这半年缺少的课程，我不得不忍痛放弃许多业余爱好，像看电影、读小说、缝衣服，以及刚刚开始允许跳的交谊舞。只有假期的旅行和学生摄影协会的活动，我不愿放弃，因为太喜欢摄影了，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
那时会在假期拍许多照片，然后整夜在暗房里冲印、放大照片，没有专业书籍和指导教师，浪费了许多胶卷、相纸。不过后来想想，如果没有这些浪费，也许不会有今天。
俞霖在德国的博士导师贝歇尔(Max Baech-er)教授在74岁生日时请我到他的意大利湖边别墅度了几天假。他是那样智慧与开朗，“脸上的幽默要比皱纹多许多”。
在那几年中，我们有过三次机会去德国留学，其中有两次是俞霖到德国后博士第一导师贝歇尔(Max Bae cher) 和第二导师史密特(Peter Schmidt Thomson) 邀请的， 当时他们在同济大学做客座教授，作几个月的短期讲学，我俩不光听课，也担任翻译及陪同，所以与他们交了朋友。
贝歇尔教授当时问过我名字中文的意思，此后，他们夫妇亲昵地把我称做“小精灵”。他来讲学时曾把德国一项他主持过的建筑设计竞赛拿来当练习题让我们做，学生们挖空心思想在这块空地上造一个漂亮的公共建筑，设想五花八门。
我当时什么建筑也没考虑，而是将它搞成一个有绿化、水及雕塑的公园，他为这个想法叫好，因为没人想到。他说可惜投标早已过去。他还是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而且还把这设计方案拿到德国专业杂志上发表，并把我的设计图带回德国，多年来一直挂在他的教研室里。
他们的好意邀请被我们婉言谢绝，因为我们不想太麻烦朋友，还想靠自己的努力考公费奖学金。
生活在布鲁赛尔的格尔达(Gerd aCordes) 是我交往的第一个德国人。二十年前她在上海教德语时我们便成为朋友。一位吸烟斗的年轻女子即便在欧洲也非常引人注目……
还有一次是我的好友格尔达(Gerd aCordes) 女士邀请的，她是我当时在上海的好友，她在华东师范大学里教了两年德语，很想学习普通话，我也很高兴有机会练习德语。在那几年中，我们常常周末见面，一起看展览或看电影，然后去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坐坐，那时的上海咖啡馆寥寥无几，大部分宾馆则要有外国人一起时才可随便进出。
她也知道我和俞霖一直在等出国机会，有一天，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她与建筑师的父亲商量，准备邀请我们俩去德国读书，由她来做经济保证。我们虽然很高兴她能这样主动与诚恳，而且也盼望快一点出国，但仍想等待公费奖学金，而且相信，以我们俩的成绩只要有留德名额是非我们莫属的。只是那时这种机会太少太少，特别是去德语国家。
我的1977,，王小慧的同济岁月。
我和格尔达的友谊至今已有二十年，她常常把这件事讲给其他朋友听。她说在中国教过那么多学生，很多都曾经请求过她帮助出国，她没有能力帮助那么多人，但主动提出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拒绝使她深感意外，但也使她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非常纯洁。
终于在1986年等到了公费出国的机会，这与1980年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奖学金机会相差了整整六年。俞霖已是我们当时系主任、中国建筑界元老冯纪忠教授的助手，我则刚刚读完研究生毕业留校。这两个奖学金来之不易。我们天天盼望能早日成行，生怕夜长梦多。
我们有意将婚期拖到不能再拖，直到一切稳妥，不仅通过了各种审查考试，护照拿到手，签证也已取得，机票是30日下午的。29日下午匆匆去结婚登记处领了证书，没能来得及与家人吃顿晚宴庆祝一下便又继续去整理行装。
那么多想要带的东西全要精减到二十公斤的箱子里，多少心爱的东西不能带走(我后来拍摄出将这层含义引伸开去的摄影作品题为《试图带走珍贵的东西》，被收入西方摄影史书)。那一夜我们虽然很累心情却非常愉快，等待了六年的机会终于到来。当时并不知道这一走会改变我整个一生，但无疑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也是最远的一次旅行。
当年的研究生是很稀罕的，女研究生更少见。戴着同济大学红色校徽在外面走，常会招人多看上几眼。大概这小小的虚荣使我显得如照片上这样志得意满。
第二天上午，传呼电话亭的阿姨拖着长长的上海腔叫：“王小慧——听电话!”我从窄窄的木楼梯冲下楼，跑到马路对面的电话亭，心想大概又有朋友来道别了。没想到电话中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一系党总支的工作人员请我们到学校谈话。
“怎么来得及? 乘公共汽车往返可能会拖上三、四个小时，我们的飞机会误点的……”
“你们先不要考虑出国的事了。”又是那么冷冷的像机器里发出的声音，似乎没有性别。
“为什么?”
在去同济大学的路上，我感到手心发冷，似乎后背也透着凉气。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这早就确定的事在最后一刻被全盘推翻，听去没有一丝希望?那中性的声音说得那么肯定，不至于是我们结婚的事被人告发了?那时是不太可能让夫妻俩一起出国的。
向来沉默寡言的俞霖，一路上没说一句话，只是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双眼看着窗外。公共汽车开过当时并不那么繁华的延安路、四平路，自行车夹在缓缓行驶的汽车之间，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都市一幕，但这个城市的一切似乎都与我们无关。
那时我还不太懂得命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只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东西在左右着你，个体是那么渺小，我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汽车仍在极缓慢地向前蹭着。我心里像猫抓一样，有种不祥的预感。想到一本小说中描写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情形，一种莫名的恐惧一下子笼罩了我。
我对俞霖轻声说：“我觉得又在搞文化大革命了。”他安慰我说：“不会那么糟，我们没做任何错事。”
我们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建筑系的大楼。没有解释，没有安慰，更没有一丝略带人情味的表示。
我们各拿一叠纸，分别到不同的房间，要写出这两年的经济收人情况。对我这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特别是对经济收人这类事既不关心更无兴趣的人，无疑是比所有出国考试都难得多的题目。
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查我们的经济账?我们只不过是刚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拿着几十元的工资，除了做过上海清真饭店的改建工程外，并没有什么额外收人。
这设计因为构思新颖，颇受好评。我们让来采访的记者不要提设计者姓名，只说同济大学教师的作品，生怕临出国前遭人嫉妒，节外生枝。而这工程的设计费，我们根本没拿到什么。因为从来不好意思过问钱的事，但作为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能赶在出国前建造起来，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那个工程上，也没有精力考虑其他。
我知道在同学同事中想要出国的人太多了，而那时公费出国的名额如九牛一毛。我和俞霖同时拿到公费奖学金自然是非常遭嫉妒的事情。
虽然我自认为我们人缘很好，可在那些日子里一下子感到了世态炎凉，许多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在食堂这样的地方人多，他们还可装作没看见，而在办公室走廊上迎面走过，相识的人竟然不敢打个招呼，甚至不敢抬头看你一眼，好像我们患有可怕的传染病。
我对一个刚退休的老教授说出觉得自己老了的感觉，他说他已经六十多岁了，都没有老的感觉，相反开始做些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并安慰我他经历了比我难得多的遭遇，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时我会为一个关切的目光感动得要流眼泪，而且暗暗发誓记住这些真心对我好的人，虽然他们也不敢在公开场合与我多说话。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被我们称作老大哥的同学郑孝正的来信，他一直是我最信赖的有如兄长般的朋友。当我在追求者中挑花了眼，征求他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俞霖最好。”
他的话似乎一下子把我的情感定了形。这时，老大哥已飞到德国。他的信是在机场匆匆写了发来。他说：“我坚信你们是无辜的，也相信很快会在德国看到你们……。”这些话让人感到那么温暖。
我觉得我们虽然遭受挫折，但没有被打败，我们的人格反而受到了一次锤炼。晚上我常会与俞霖去看电影。我们一直非常喜欢看电影却总没时间看，正好想藉此冲淡一些在好奇的左邻右舍眼中“倒霉蛋”的印象和他们对突然的变故的种种猜测。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写了匿名信，而且确实有些设计费被中间人扣住，我们一直蒙在鼓里。我这个人太单纯，太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有时会被别人的笑脸和一些表面的东西所欺骗。俞霖对我说，如果这是缺点的话，他正是喜欢我的缺点，如果我过于精明，“那就不是他的小慧了”。
几经调查，这事总算了结。但新的问题是我们结婚的事已经公开，按照规定，夫妻不可以一起出国。又是连续几天的开会讨论，无休无止。至今我还是感激那些领导和决策人，以及同情帮助我们的人们。
据说许多被征求意见的教授都说，他们无法说出我和俞霖哪一个更优秀。如果只能让一个人出国，他们觉得实在太可惜。这使我们得以破例双双出国。特别是在那整整一个月的压抑之后，再次踏上旅途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
我们分别去不同的城市，我是去南德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他则是前往北德靠近汉堡的大学城布伦瑞克。我们一起先飞到法兰克福再分别转机。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想起一个诗人朋友临别时对我们说的一段话：“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地面的摩擦力非常之大，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克服这些阻力。一旦离开地面，空气的阻力与这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飞机就可以自由飞翔了。最难的是在起飞之前那一段。”
他用这段话送我们启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天把它写到日记里，事后多少年，我乘飞机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段富有哲理的话。
终于可以长长舒一口气了。我把头靠在椅背上，轻轻拉着俞霖的手说：“我们可以飞了。”他仍像往常那样，默默地对我报以平和的微笑。
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到了法兰克福机场，走下飞机，对我们这样初次出国的年轻人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和令人惊讶。整个机场像个巨大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我们要分手了，虽然我转机需要等待的时间比他的要长，他还是执意先把我送到去慕尼黑的登机口，像过去放假送我上火车回家探亲时一样，总是放不下心来。在自动传送带上，他那么开心地笑着，说他在飞机上便会开始给我写信。他渐渐远去，只看到他一直在挥手……我仍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我们那时还没有电话，只有地址。我们约定互相写信。最晚在圣诞节放假时我们就能再见，那只不过不到两个月时间。这次分别，心里的感觉倒像喝了鸡尾酒那样，甜甜的，令人微醉，绝没有分别的苦涩与难过，只想对每一个投来的目光报以微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怀着这种心情的。
时至今日，秋天在我眼里仍是慕尼黑最美的季节。
德国慕尼黑老城区。
我几乎不能相信在一个大城市里会有这么美的色彩，到达的那天由于兴奋我已感觉不到时差反应，整个人觉得飘飘乎乎，好像还在飞机上似的。
当晚，我进修的建筑学院教授们为我的到来举行了欢迎晚会，他们买了鲜花和葡萄酒，老大哥也在场。我看得出他也喜形于色，虽然他是个很沉稳、轻易不表露感情的人，也许是欧洲的空气感染了他吧。
好多天我都有在空中漂浮的感觉，常常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第一个星期里我去了三次“英国公园”，那个占地极大的横在城市中央的自然风景园，那里有从巴伐利亚雪山上流下的被称为“冰溪”的小河，水流湍急处有人在冲浪。到处是大片缓坡，浓密的树林一片金黄色，绿茵也被金黄色的落叶盖满，在落日的余晖下，这景色令人目眩、令人迷醉。踩在这落叶上散步好像是在幻觉中，可以让你忘记一切。
俞霖的英国公园速写。
有次在过去的巴伐利亚国王夏宫“仙女堡”的树林里，被一幅景象吸引住了。逆光的秋林里，坐着一个穿长裙的中年女子。她正在看一本书，像一个雕像那么端庄那么美，那金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那么亮，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油画。我不忍打扰她，但远远地看了很久很久，至今难以忘怀。
在德国慕尼黑伊萨尔河畔阅读的德国女孩。
从小到大，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喜欢过太阳和大自然。每天我都能察觉到大自然的细微变化，从我住的第六层楼宿舍窗前，可以看到很远的天，天总是那么蓝。
我每天傍晚从窗子望着外面的落日与晚霞，一行行南行的大雁常会勾起我一丝对远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这时我会拿出纸笔，坐在窗前写信。我感谢一位好友嘱咐我的话，到德国后两样东西不要节省：邮票和胶卷。我很珍视这些保留至今的信。可惜随着电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可以保留的人情味，渐渐越来越稀少。
我们这个同济大学的访问学者小组有几位教授和青年教师，经常是包一辆小面包车在德国和一些欧洲城市跑来跑去，很多时间是在高速公路上。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度，出国前没有乘快车的体验，看着那些很快靠近又甩到身后的景物，我思索着：那么巨大的东西，转眼就变小，再后来就看不到了。
在慕尼黑伊萨尔河畔亲近大自然的母亲和孩子们。
那时在车上，我们一行总是嘻嘻哈哈说笑话聊天，而我经常坐到后面打瞌睡。一遇到有好风景时，这些嬉笑声忽然会变成一片相机的快门声，同事们笑我是最晚一个惊醒后才开始拍照，但拍得比谁都快都多。
从那时起我更加明确了，我真的非常喜欢摄影。如果不是那么喜欢，我不会整天背着那么沉重的器材到处奔波而不觉得丝毫疲倦。
很快就到圣诞节了。所有的商场都挤满了人，大家都在忙着为亲朋好友采购礼物。我也马上就能和俞霖团聚了。
当时他住在布伦瑞克的学生宿舍里，他的教授维北克先生提出让我们住到他的公寓里去，那里比较宽敞，这只是他有课的日子住的房子，他的家在汉堡。
圣诞前一个星期，我来到了这个城市。这个紧靠市中心公园的公寓，成为我们度蜜月的地方，也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两人天地，像是冬天里的春天。从顶楼的窗子望出去，外面纷纷扬扬飘着大雪，那大片的公园和树林在雪中更加如诗如画。
很多年以后，那里的大学请我去讲学，我本不再想给建筑系学生讲课，单单为了想再看一眼那房子和树林，重温旧梦，便答应了下来。
那是一座典型的德国式老房子的顶层，有一个带厨房的客厅和两个不大的房间。由于教授是雕塑家出身的园林建筑师，房间布置非常简洁而有品味。墙上挂着很漂亮的画和草图，人口处还有他早年的雕塑作品。处处显得既随意又充满艺术气息，比许许多多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式的装饰风格和不自然的有意制造出的“艺术风范”，要让我们喜欢得多。
北德的十二月是很寒冷的。教授叫我们开足暖气并准备了许多木柴，让我们点上壁炉。那几天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蜜月”，没想到俞霖竟也那么缠绵。
也许过去在中国时没有环境和时间。每晚天将黑时，我们会点亮蜡烛，打开音响，几个小时坐在温暖的壁炉边。他会从后面搂住我的身子，一起望着那跳窜的火焰，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或者我们会长久地泡在那大浴缸里，倒上许多带着草药清香的沐浴露，使水面涨满泡沫，然后开着热水龙头不断地往里面加水，整个浴室会充满雾气变得模糊，屋顶上的一个老式罩灯也蒙上了一簇光晕。
那时我俩都属于那种非常单纯的“大孩子”一类，在我们之间总罩着一种兄妹般的纯洁气息，似乎男女之间的欲念并不那么强烈，而绵绵情意更使我们感到满足。
我们更喜欢沉浸到自己营造的那种半幻觉的气氛之中，那本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在这里又似乎变得不真实起来……
他是个很腼腆的人，用中文说“我爱你”这样的话让他难于启齿，但他常会轻轻地在我耳边用德语说“lch liebe Dich”(“我爱你”) ， 好像这样比较容易些。
他说他没法忍住不告诉我他爱我，其实我早就从他的眼睛里读出这一切，我也像所有女人一样，对这三个字百听不厌。
有时他会望着我出神，当我问他在想什么时，他会说这一切真是太美好，他觉得是在做梦。然后， 他又会紧紧抱住我说：“lch liebe Dich so sehr!”(“我真太爱你了!”)